“北京的基金公司要加油”，“北京的基金公司业绩不如上广深”这些话均是基民在交流论坛里提及的。可想而知，北京的公募基金正在被投资者投以“偏见”。从北京公募的资源禀赋来看，拥有政策、人才、渠道、资金四重优势却仍“败给”上广深，这或许才是北京公募基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7月28日，基金业协会公布了二季度前20基金公司规模的排名，其中易方达稳居第一，非货币基金月均规模首次突破万亿。

从前10名的座次来看，广州一马当先，易方达和广发位列一、三，其次是上海的汇添富、富国、中欧位列二、五、十；深圳的南方、博时、招商位列六、七、九；而北京的华夏、嘉实位列四、八。

与上广深的上榜基金公司规模和家数对比来看，北京显得尤为“落寞”。

从老十家的华夏、嘉实、长盛起步，可以说，北京一开始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但似乎走着走着，北京的公募基金却掉队了，甚至被后起之秀广州超越。

其实，北京的公募基金并不是没有高光时刻，在2008年，北京的公募总规模力压深圳、广州、上海，跃居行业第一。不过好景不长，随着上广深的发力，北京公募逐步掉队，曾经独霸榜单的华夏基金随着“公募一哥”王亚伟和总经理范勇宏的先后离职，规模开始被后起之秀易方达、汇添富、广发等公司超越。

在业绩和规模均下滑之际，重固收、创新不足、缺乏股权激励、投研基因“缺失”，离“市场”（上海深圳有沪深交易所）较远等标签，成为投资者热议北京公募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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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募业短暂的高光

赢在起跑线，却输在后程发力。

华夏、嘉实、长盛作为老十家公募选手，出身（指总部）在北京，可谓是“天之骄子”。

北京作为行政中心，总部在京的基金公司占有政策、信息、人才等优势，虽然数量少，但是贵在资源禀赋强。

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基金公司扎堆，以市场化程度最高、创新意识最强引领业界。在2006年和2007年牛市的氛围下，南方、博时等深圳的基金公司快速发展，无论在资产管理规模，还是在产品创新上，均属于基金业第一梯队。

在2007年牛市巅峰时期，深圳基金公司合计管理资产规模1.11万亿元，占比33.88%，加上广州三家基金公司合计3121.73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广深两地16家基金公司合计管理资产规模为43.41%，接近中国基金业的半壁江山。

然而，2008年的牛转熊打破了这种格局。在熊市中银行系基金公司背靠银行渠道的天然优势，管理资产规模异军突起。

2008年，北京14家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合计达6117.49亿元，占比31.56%，超过深圳基金公司29.20%的市场份额和5661.56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

其中，基金业老大华夏基金公司以1980.23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和10.21%的市场份额高居榜首，嘉实基金排行第二。在前10名中，除华夏和嘉实外，还包括第六的工银瑞信以及排名第十的银华基金。

北京的公募能够在2008年享受高光得益于银行系基金。

在2008年基金业整体管理资产规模缩水41.16%的背景下，工银瑞信和建信等银行系基金公司规模逆势增长，靠的是银行渠道和固收类产品规模的扩张。

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公募固定收益类基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债券基金、货币基金和超短债基金资产净值大幅度上升，如嘉实超短债规模2008年三季度末仅为42亿元，至12月底就超过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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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变“劣势”，业绩规模均逊色上广深

即便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银行仍然是基金主要的代销渠道。

北京是大型国有银行总部的集聚地，而且工银瑞信和建信两家银行系基金公司的总部均在北京。

此外，北京作为行政中心，离监管最近，相关监管政策和创新产品有利于在京的公募。

2013年6月，修订后的《基金法》和《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正式施行。当月，天弘的余额宝正式上线；2014年沪港通ETF基金启动，首批三只基金，有两只为北京的基金公司发行；2019年，5家基金公司获得投顾业务试点资格，两家来自北京。

而在人才方面，北京更是拥有清华、北大两所国内外知名的高校，可谓是人才的发源地。前“公募一哥”王亚伟，“公募冠军”任泽松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的“公募一哥”张坤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明星基金经理刘格菘、刘彦春同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

在资金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在北京；此外，北京还是大型保险公司扎堆之处，而保险公司是基金公司机构业务的主要客户。

拥有政策、人才、渠道、资金四重优势的北京公募业却被后来者上广深超越，如今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在权益产品上。而权益产品显然是未来公募业必争的高地。纵观如今的易方达、汇添富、广发等基金公司，均是在权益产品上发力实现赶超。

相反，北京公募基金公司动作迟缓，仍在固守固收业务，尤其是银行系基金，固收业务一直是其主力军。

数据显示，建信基金的货币基金由2016年的1791亿增长到2020年6月30日的4433亿；工银瑞信的货币基金由2016年的1949亿增长到2020年6月30日的3322亿；同期建信基金权益基金由2016年的533亿缩减到2020年6月30日的404亿；工银瑞信的权益基金由2016年的615亿增长到2020年6月30日的1982亿。

建信基金的权益基金不增反降，而规模的扩张主要靠货币基金，增幅2642亿。

此外，在业绩上，从3年期（2018年1月2日到2020年12月31日）绝对收益排名看，信达澳银旗下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率达到121.88%，在110家公司中排名第一；华泰保兴、泓德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景顺长城旗下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19.04%、113.06%、103.33%、103.09%，排名第二至第五。

从5年期（ 2016年1月4日到2020年12月31日）绝对收益排名看，景顺长城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达到145.61%，在97家基金中排名第一；信达澳银、诺德基金、泓德基金、银华基金、东证资管、易方达、前海开源、民生加银、交银施罗德排名第三至第十。

从排名来看，北京的公募业绩稍逊于上广深，上榜家数同样弱于上广深。可以说，在规模和业绩上，北京的公募均逊色与上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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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公募没有投研“基因”？

发展权益类产品离不开投研团队的支持，尤其是在如今造星的时代。

谈及造星，华夏基金或许才是鼻祖，第一代公募一哥王亚伟出自华夏。王亚伟凭借华夏大盘精选，分别夺得2007年和2009年的年度基金冠军，并在2008年和2010年的年度排名中跻身前三。是名副其实的“公募一哥”。

2012年5月，华夏基金公告王亚伟正式离职华夏， 同时提出辞呈的还有基金业教父之称的原华夏基金董事兼总经理范勇宏。

王亚伟和范勇宏的离职在基金业引起轩然大波，一致指向激励机制，尤其是优秀的人才，应该通过适当的股权激励来挽留人才。

2014年，中欧基金打响了实行股权激励的第一枪。自然人窦玉明 、刘建平 、周蔚文 、许欣和陆文俊合计持有公司股本的20%。其中窦玉明是董事长，刘建平是总经理，周蔚文为明星基金经理。

中欧基金2014年末的总规模仅为254亿，截止2020年6月30，中欧的总规模为5085亿，6年时间规模翻了20倍，而且其中的权益基金规模3249亿。中欧的案例是基金公司实行股权激励的样板。

7月28日，中欧基金发布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北京百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百骏投资”）向中欧基金员工个人股东转让20%的公司股权，至此中欧核心员工（含员工持股平台）的持股比例已超过50%。

2017年12月，银华基金完成增资扩股，成立了杭州银华聚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三个员工持股有限合伙企业。2019年末，证监会核准珠海祺荣宝、珠海祺泰宝等6家员工持股平台作为易方达新增股东，上述6个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有易方达基金9.39%股份。

当年7月，南方基金也成功实施股权激励，南方基金也是“老十家”中首家“破局”股权激励的基金公司。

反观北京，银华基金是率先打破这一格局的，而华夏基金和银行系股权激励仍没有提上日程。银华在股权激励后，业绩和规模更上一层楼。

显然，北京的公募并不是“没有”投研基因，而是没有好的激励制度留住人才。

此外，有观点认为北京没有沪深交易所加持，同样没有上海深圳的金融活力（试错），而这些似乎都不能成为北京公募掉队的内因，毕竟北京的公募拥有的资源已经够多了，该总结自身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