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

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再次讲出了这个数据：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约2亿人。

灵活就业人员何许人也？

有人一言以蔽之，“打零工的”；有人反问，“‘失业’两个字这么烫嘴吗？”。

不全对，也不全错。深圳三和的大神们过着“做一休二”的惬意生活，建筑地盘上的、纺织工厂里的工人们一年干到头才回家过个年，应届生们读不上研考不了公找不着活最终无奈签下一份《灵活就业协议》......他们都被统一称作“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

早在2002年末，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1.45亿人。

此一时彼一时，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行”在这2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今，他们又都散布在哪行哪业？

我们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灵活的“下岗再就业”

“灵活就业“的出现，与下岗有关。

90年代以来，国企改制，每年有数百万人回归社会，自力更生。

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一份文件是2002年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就如是说道，“鼓励下岗失业人员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通过发展劳务派遣、就业基地等组织形式，为他们灵活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一文定调，灵活就业即是“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的工作方式，与其明显形成强烈对比的，恰好就是此前在国营单位的朝九晚五——准确来说应该是“956”，一天八小时，一周六天的单休制。直到1995年3月25日，双休制才正式施行。

如果你对这理解还是模糊，北京市的这份文件表述或许能让你更清晰：“在社区从事家政服务与社区居民形成服务关系，或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统一安排下从事自行车修理、再生资源回收、便民理发、果蔬零售等社区服务性工作，以及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岗位不固定、工作时间不固定能够取得合法收入的其他灵活就业工作；”。

说白了，灵活就业不算失业，而是“下岗再就业”。

毕竟，当时下岗的人实在太多。请注意是，“当时”。

据国新办《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2004）》指出，仅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818万人。

制图：金角财经

官方为此连续推出了“三年千万”的再就业培训计划，而这群人最终流向，少不了灵活就业。

2002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66个城市的调查就显示，下岗职工再就业后，85.4％从事临时性工作，3.3％是小时工或劳务派遣工。

调查估算得出，这一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约为1.45亿人。其中7500万为城镇从业人员。

这与统计数据相当吻合。这一年的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约为2.5亿人，私营个体就业人员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亦即约为8300万人。

这也就是说，在2002年，在私营单位就业的人中，有90%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这与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相似的是，单位还是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灵活就业人员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农民工。

除了7500万城镇就业人员，1.45亿灵活就业人员里，还有约7000万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也就是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农民工。

在这一年，农民工的总数约为1亿人。这就意味着，进城农民工之中的70%，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国家统计局这一年的报告里还有一句话，“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成为就业人员增加的新亮点”。

这个亮点持续了将近20年。

工厂、工地，遍地灵活

2002年，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要比进城农民工还要多出500万。

但在此后接近20年的时间里，农民工都成为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绝对主体。

参考一个数据即可得出这个答案——未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他们或是在各种纺织厂、电子厂、砖窟、煤窟打着零工的工人，或是跟着包工头辗转一个又一个工地的地盘工，或是出现在一个个城镇家庭中的清洁工、煮饭阿姨、月嫂。

他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未与单位或雇主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为64.9%。按照2016年的2.82亿农民工来算，这就已经是是1.83亿的灵活就业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在2013年之后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此后数年的监测报告，未再公布这一数据。

制图：金角财经

假如我们仍取2016年的64.9%这个比例，结合2021年的农民工总数约为2.93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数字：

1.9亿。

这与前不久公布的“2亿灵活就业人员”，相差无几。

在农民工中从事行业中占比最多的，则是制造业与建筑业。

以制造业为例，2021年，有约7900万农民工进入制造业。

世界银行在2004年与2011年做的中国制造业抽样调查中，企业平均使用临时工的比重为34.66%与20.57%。

而按照今年3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的论文引用的案例：

武汉市一家从事家电生产的大型企业，该企业共有员工3475人，在2075名一线普通工人中，企业直接聘用的合同工仅有171人；从劳务派遣公司雇用的员工为846人；临时工1058人。临时工比例为30.4%。

假如我们只算临时工，取三个数据的平均值29.7%来算，制造业也有至少23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而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劳务派遣员工亦可被算作灵活就业人员，根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的一份调查，2020年中国有3700万的劳务派遣工）

数据更为确切的是建筑行业。

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建筑行业从业总人数为5535 万人中，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总人数为5415万人——也就是说，我国建筑行业从业者的 97.8%都是农民工。

而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测算，我国建筑业就业人员中约有 76.6%为灵活就业人员。

取这个比例换算，综合2021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我们将得出一个数字：5557万。

也就是说，仅仅制造业与建筑业，就有接近80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

加上3000万的家政工，这三个传统行业就已经撑起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大半壁江山。

灵活就业新形态

时代是一个循环。

正如当初农民工取代了“下岗再就业人员”的主体地位，灵活就业人员也在新旧交替。

众所周知，流水线上、建筑工地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2015年制造业劳动力30岁以下占比28.2%，30-45岁占比45.7%，45岁以上占比26.2%；到了2019年，30岁以下占比降为21.4%，30-45岁占比升为46.1%，45岁以上占比升为32.4%。

无论是30岁以下比重下降的6.8个百分点，还是45岁以上比重提高的6.2个百分点，均高于全行业变化。

建筑业也一样。

根据《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建筑业内的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由2008年的34岁，增长至2021年的41.7岁。

工地上的农民工

从年龄构成来看，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7.3%，比上年增长0.9%，是增幅最大的年龄组；21至30岁农民工占比19.6%，首次突破20%，降幅达1.5%。

不干建筑，不进工厂，新一代灵活就业人员都在干嘛？

答案是互联网平台。

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叫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最为人熟知的有这几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

他们正有成为灵活就业人员新主体的趋势。

市场调查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全国网约车司机生存状态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网约车司机人数超过3000万。其中持证司机数量由21年1月的308.6万，增至22年1月的398.8万。

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增长了50%，总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去年6月，人民政协报报道称，全国快递员数量达335万。

外卖员则更多。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有至少1300万名外卖骑手。

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

这还不是结束。

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我们时常抱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工作多苦多累，灵活就业人员多么缺乏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数量也还将持续上升。

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因为新的平台正在不断出现——自媒体从业者、短视频创作者、网络主播......

或许有一天元宇宙里也能有灵活就业人员。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次抢着进场的，不仅仅是从传统行业逃离的农民工。

还有，嗷嗷待哺的“毕业生”们。

参考资料：

工人日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1.45亿》

第一财经《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亟待提高》

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